醫學是藝術與科學的結合
這句話從大一聽到大五，總算在面對一個個病人後瞭解到了：即使拼命的學習再多知識，但如果無法好好地說服病人，或是無法了解病人的價值觀，則只能是個困在象牙塔裡的醫生。然而，在醫院中學習的我們，如同在動物園裡的研究者−−從亞洲動物區、澳洲動物區輪來輪去，努力學習著各區動物的知識，然後套用到面前的動物身上，就覺得對於他們非常了解。殊不知，隨著他們被關進動物園，我們對於野外世界的了解也一同被關起來了。
我們所欠缺的「野外世界概念」，從我所待的花東地區來看，包含著太多社會議題−−經濟壓力阻礙著病人的運動與健康飲食、分享的概念成為原住民難以戒菸戒酒的原因、不哭不喊的太魯閣族正努力當個「男子漢」等等。對於這些的不了解，我們太容易就會鬧出「何不食肉糜？」、「一個便當不夠？怎麼不吃兩個？」的笑話，也讓我們離真正看到病人的問題有了段很長的差距。
我想這就是為什麼全世界的醫學教育改革，多向著 Harden (the Chief of AMEE) 提出的 SPICES 模型前進。裡面的 ”C” 代表的就是 ”Community-based”，希望可以讓學生真的走進社區去看到真實生活樣貌，也看見未來大部分醫師所待的基層醫療，而非只是在醫院裡學習 ( “Hospital-based” )。
然而，身為六年制的第一屆，清楚的了解連暑假都沒有的我們，其實很難空出時間走入社區。真正有空的時間，是在進入臨床前大一到大四這幾年。很幸運的，在這幾年裡我參加了很多的服務活動，過程中讓我一層層的學到很多在臨床十分重要的事情。
最開始，我們心中「利他」的心開始長大，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在服務中的某天中午，當地的頭目帶著所有阿公阿嬤們為我們禱告，祝福善良的我們所關心的一切人、事、物都能如我們所願，也感謝我們盡心盡力的為當地付出。在那個當下完全地感受到自己與他們之間緊密的連結，也深刻的體驗到被需要與被感謝是多大的榮幸，在後來每個挫敗與煩亂的時候，回想起那段時光總能讓我找回心中的善良。
後來更多的參與，終於讓我開始體會「傾聽與同理心」是怎麼一回事。記得在以前的我，是很不習慣與人深聊的，因為每當對方情感流露時，我並不曉得要怎麼安慰對方。直到某次服務時學習到敘事訪談的技巧，運用 Active listening 的概念，不需要安慰，只要幫忙當對方抒發言語中的標點符號、多詢問對方的感受，讓情緒自然流露後與他感同身受即可。這樣一開始聽來玄而又玄的方法，沒想到實際上幫助了我很多，我開始了解病人真正在意的事情、了解他平常的生活、也真的拉近了醫病之間的距離，這些是我整個服務裡最重大的收穫。
到了最近，自己舉辦了營隊，意外的也學到如何「連結資源、執行研究」。藉著非常多老師的幫助，讓我能從尋找論文、建立理論架構到生出一個營隊，過程中納入很多元素讓隊員與自己學習，到最後還能運用成果去到亞太最大的醫學教育論壇 APMEC 發表，並獲得Merit Award of Free Communications，這些意外的收穫像是柳暗花明一樣。
最後想跟各位師長說的是：對於台灣的醫學生，醫學教育能做的不是讓更多的「服務學習」課程化，因為擅長考試、拿高分的我們，隨著「課程化」的社區參與、醫學人文、專業素養等，會讓我們把心思從「服務」轉換成「用最少努力得到最高分數」。我們需要的是更多支持，例如提供服務隊學生諮詢與資源、舉辦跨校醫學服務論壇、跨專業的社區評估與介入等，期望能營造出醫學院裡「利他」的文化！
Reference
Harden RM, Sowden S, Dunn WR. Educational strategies in curriculum development: the SPICES model. Med Educ. 1984;18(4):284-297.
Lu P-Y, Tsai J-C, Tseng SYH. Clinical teachers’ perspectives on cultural competence in medical education. Med Educ. 2014;48(2):204-214. doi:10.1111/medu.12305
Chen P-W, Hsieh J-G. Improving preclinical students’ cultural competence by cross-cultural service learning, critical reflection and narrative interview. APMEC.Singapore. Jan. 2018.
本文寫於2018.05.06，筆者正值大五，原預計刊登於醫學教育相關雜誌之專欄，然種種原因下耽擱至今，逐張貼於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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